《从“华人”到“福州人”》

从“华人”到“福州人”

在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学生时，老师在课堂上教着一篇关于潮州人的文章，借此顺势问我们：“你们知道自己的籍贯吗？”

教室里顿时热闹了起来，有的同学自信满满地说自己是福建人，有的说自己是客家人，还有的说自己是海南人。而当轮到我时，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，说：“老师，我是华人！”

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，我的脸“刷”地一下红了，心跳仿佛漏了一拍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连脚趾头都想把鞋底扣穿。我赶紧坐下来，低着头，怎么也不敢抬头看人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自己被困在一团笑声中，进退不得。

放学铃一响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回家，把这件“糗事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。妈妈听完后竟也笑了出来。我气鼓鼓地问：“什么是籍贯？马来西亚不是只有华人、马来人和印度人吗？”

妈妈轻轻抚摸我的头发，耐心地说：“籍贯，是祖先来自哪里的意思。我们家是福州人，你的太曾祖父是从中国福州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的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：我从哪里来？

如今，我已步入高中，学会了更多知识，也开始对“身份”与“根”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在历史课上，当老师讲到中国福建人南来马来西亚的故事时，我特别专注，内心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 

我渐渐明白，福州人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。当时中国正值战乱频仍、民不聊生，许多福州人为了求生，毅然选择漂洋过海，踏上陌生的南洋土地。砂拉越的诗巫是最早的福州移民定居点之一，因为那里土地肥沃、资源丰富，成了福州人开荒务农、谋求新生的起点。他们种植胡椒、橡胶、稻米，用汗水换取温饱，慢慢发展出一个繁荣的社区。后来，有些福州人也在马来半岛的各地落脚，包括我家所在的地方。

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开始主动上网查找有关马来西亚福州人的资料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我发现距离我们不远的实兆远，竟有“小福州”之称！这一发现让我兴奋不已。

原来，早在19世纪末，实兆远的甘文阁就是福州基督徒垦殖的发源地。在传教士的带领下，第一批福州人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，带着对信仰的执着与对生活的希望，开始艰难的开垦之路。当时的“牧师楼”既是教堂，也是社区的中心，许多垦民在遇到困难时都会前往寻求帮助。久而久之，这个地方也被称为“牧师楼”，成了福州文化的象征。

有一次学校假期，我特地和家人去了实兆远。我们参观了实兆远垦场博物馆，那里记录了福州移民的足迹与奋斗的历史。博物馆墙上挂满了泛黄的老照片，每一张照片仿佛都在述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。尤其是一张张福州妇女在烈日下劳作的照片，让我不禁想象起当年祖辈们如何忍受酷热、语言不通、资源匮乏的重重困难。他们咬紧牙关，不仅保住了自己的信仰与文化，也为我们后代打下了安稳生活的根基。

实兆远除了历史深厚，还有一道道让我魂牵梦萦的福州美食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光饼。它的外皮坚硬，需要用点力气才能咬动，但只要咬进内馅，那香喷喷的肉味就会在嘴里化开，令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每一口仿佛都在告诉我，这不仅是一种味道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

还有一种叫“枕头包”的传统手工包子，个头大，形状方，软绵的外皮包裹着香甜的内馅。我最爱豆沙加花生的口味，甜而不腻，细腻绵密。妈妈常说，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学这门手艺了，也许再过几十年，就真的只能在记忆里尝到这种味道。每次去实兆远，她总会买上几粒带回家，像是带回一份担忧，也是一份珍惜。

然而，作为福州人，我却不会说福州话——这成了我心中小小的遗憾。小时候生活在说福建话的小乡镇，耳濡目染之下，我自然学会了福建话，但福州话对我来说却是一门难以攻克的语言。它的发音复杂、语调奇特，就连简单的问候我都学得磕磕绊绊。至今，我只会说一句：“goloyang”（意思是“小孩子”），其他的就完全听不懂了。有时候听外婆打电话说福州话，我总觉得那是一种来自远方的声音，熟悉却又遥远。

也许，正因为听不懂，也说不来，我才更加渴望去探寻那份属于“福州人”的认同感。

我常常幻想，有一天我能真正踏上中国福州的土地，去看看那片曾经让祖辈们含泪告别的家园。也许在那里的古街老巷，我能看到先辈生活的影子；在正宗的福州小吃中，尝到熟悉却陌生的味道；在一次次的对话中，慢慢听懂那些我未曾掌握的语言。那时，我或许能真正理解，什么是“根”，什么是“血脉”，什么叫做“福州人”。

曾经，我因为不知道“籍贯”而闹出笑话；如今，我因为这份好奇，踏上了一段寻根之旅。从不知到热爱，从懵懂到理解，我逐渐明白，福州人，不仅仅是一个名词，它是一种血液中的记忆，是一段传承的延续，是我与祖先之间不可割舍的纽带。

我不再羞于回答自己的籍贯，相反，我感到骄傲。因为我是福州人，我是华人，我是马来西亚的一份子，更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