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烟火不熄，榕树生根》

  我从未去过福州，但它却像一场早已在心底发芽的梦。

  在中国，有着山海交错的福州。三坊七巷的青石巷子弯弯绕绕，斑驳的木门后藏着百年风声雨语；台江上下杭的水巷轻舟悠悠，倒映出闽江畔烟火与商人的影子。而我，却从未踏上过那片土地。

  我出生在马来西亚砂拉越的一座小城，叫诗巫。这里是“小福州”，从1901年起，就有一批来自福州的移民带着种子与信仰漂洋过海，在婆罗洲这片热带土地上落脚生根。我的曾祖辈也在其中，他们种下的不只是番薯和芋头，还有一棵棵榕树，把福州的根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所以，我是这根底下长出来的孩子。

  我眼里的福州，起初并不在中国东南的地图上，而是在诗巫的厨房与市集中长大。清晨醒来，是奶奶炖红糟鸡的香味，那一锅汤色红亮，奶奶总说：“要煮到红红的，才有福气。”我最爱趁她不注意偷偷沾一口带着微甜酒味的汤，结果总被奶奶轻轻敲头骂：“你还小，喝什么酒！”这句福州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

  我一直以为在东南沿海那头的福州也是这般模样——热气腾腾、红红火火。直到现在，才慢慢在网络上、在书本里，见到了真正的福州：那个有“拗九粥”的地方；那个有“闽剧”在戏台上吟唱百年悲欢的地方；那个端午会煮线面糍，而不是南洋的糯米粽的地方。中国的福州，更复杂，更深厚，却又那么熟悉。

  福州，是个极其讲究传统礼俗的地方。

  在那座城，每年农历正月初九，街巷中灯火辉映，是敬拜天公的热闹节日，家家户户摆案、烧香、鸣鞭炮，甚至搭起香案席地而拜。而在正月十五的元宵节，福州人则将花灯挂满街头巷尾，还有民俗活动“走灯笼”、“放狮灯”，孩子们追逐着灯火，欢笑满街。

  端午节时，除了龙舟竞渡、佩戴香囊，福州人还会煮线面糍、包粽子，不同于江南的糯米粽，福州粽的糯米中常常拌入花生与五香粉，咸香扑鼻。拗九节那天，儿女要为年迈的父母熬一碗甜粥，用红枣、桂圆、花生、糯米慢慢熬煮，熬出的不止是软糯香甜的甜粥，更是对家人最温柔的爱。一碗粥，装得下代代福州人的孝心，也装得下我遥遥相望的敬意。

  还有清明节前后，福州人常会在家门口插柳枝，象征辟邪招福；而七夕乞巧节，则有“拜织女”“穿针引线”等古老风俗流传至今。

然而美食，是福州最温柔的语言。

  鼎边糊、鸡汤面线、佛跳墙、淡糟香螺片、荔枝肉……哪一道不是时间与家传手艺的沉淀？红糟鸭、芋泥、蹄膀、鱼丸、肉燕，福州的菜肴多以“清、鲜、淡、雅”为骨，红糟与米酒更是福州厨房的灵魂。红龟粿——那红彤彤的外皮中裹着甜豆沙或咸菜脯，在节日里被供奉在祖先牌位前，是长寿与吉祥的象征，更是无数童年记忆里的“甜滋滋”。

  我第一次在短视频上看到有人揭开一盅蒸煮许久的佛跳墙，烟冒出来的那一刻，醇厚的香味仿佛隔着屏幕都能钻进鼻腔。福州菜不靠火爆与浓烈，它温润细致，讲究“清鲜和淡”，像极了福州人的性格——温良克制，却自有一份不动声色的执拗。

语言，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根。

  福州话，是闽东语的一支，有着丰富的鼻音和入声调，是用拼音无法准确还原它的味道。我努力听网络上的福州话教学，有些词能听懂，有些却只能靠感觉去猜。但神奇的是，每当我听见那种独特的尾音和喉音，就仿佛听见了诗巫市场里老伯招呼声的回音——原来我们一直讲着同一种乡愁。

  节日时，福州人包福州粽，讲究的是一丝不苟的仪式感；而我在诗巫，和舅公一起包糯米粽子，他卷起袖子，说“什么都放，就是我们自己的福州粽。”无论是福州的甜粽还是南洋的咸粽，我们都在用食物记忆一个从未踏足却早已熟悉的地方。

  三坊七巷的风，是一缕缕从历史吹来的香气，带着深厚的历史；而诗巫街头，卖面线糊的老伯，用一口咬字不清的福州话吆喝“呷啦呷啦”，那熟悉的腔调让我觉得，我们并未真正远离故土。我们是那条“闽江”的支流，漂远了，却始终朝向同一个方向。

曾有人问我：“你没去过福州，怎么会对它这么熟悉？”

  我总是笑了笑：“因为我生来就在福州的影子里。”

  我知道，真正的福州，在东南沿海，在闽江之畔，在烟雨三坊七巷中等我；而小福州，在地图热带婆罗洲那小小不起眼的一点，也在奶奶的厨房，更在榕树下的米酒香中长大。它们不曾重叠过，但却也从不相离。

  福州予我而言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，一种从来都不会被埋没的记忆，更是一种根的归属感。哪怕我未曾亲自眺望过那片东南海风的土地，但我知道，那里有属于我未曾见过却熟稔如旧的乡音、乡味与乡愁。

  榕树生根，不问风往哪里吹。但我心中的福州，从来不是地理名词，而是温柔，是执拗，是跨越千山万水也不曾淡去的乡情。